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1）政治与艺术同为上层建筑，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因二者在上层建筑所处地位不同又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经济基础主要通过政治的中介影响艺术，而艺术也主要通过政治的中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2）在有政治的社会中，超越政治的艺术和艺术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艺术品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直接或曲折地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观点或倾向性。进步的艺术总是为上升的经济关系通过进步的政治所决定的，并且反过来给政治以及经济以积极的影响；而没落的艺术则是为没落的经济关系通过反动的政治所决定，并且反过来为其政治以及经济服务。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艺术皆是如此。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个重要而又复杂的理论问题，从来的思想家理论家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也都曾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但从来的解答都不令人满意，因此一直含混不清。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主要偏向：一是认为艺术是从属于政治的，是政治的附庸；一是认为艺术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治的任何影响。这两种偏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有所表现，有时是交互地表现着的，但它们都是不正确的，都没有正确理解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要正确理解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理论。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政治对于艺术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前面引的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的一段话已经讲得非常明确。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作为“中间环节”的政治对于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毫无意义。但是，最终决定艺术发展的是政治还是经济？显然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门，它本身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那种认为政治可以任意左右艺术发展的观点，实际上是把艺术降低为政治的附庸，而把政治抬高到与经济基础等同的地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o 政治本身则有正确的与错误的、革命的与反动的区别，关键看其所反映的经济基础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社会进步。

一种艺术，如果在其时代的经济基础中有着深刻的根源和力量，则是任何一种政治也不能将其消灭的。希特勒法西斯曾利用政治强权把德国进步画家珂勒惠支等人的艺术宣布为“颓废艺术”，又禁止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的作品与公众见面；“四人帮”也曾把一大批艺术家的作品打成“黑画”。但历史证明，反动的政治最终消亡了，而进步的艺术却永远留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史册里。

既承认政治对艺术的影响关系，同时又承认艺术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观点。过去的许多思想家只看到政治对艺术的影响关系，而看不到社会经济的决定力量。如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很强调艺术家为政治服务；我国以孔子、荀子为创始人的儒家美学，也都强调政治对艺术的影响作用，所谓“成教化，助人伦”、“明劝戒，著升沉”、“鉴戒贤愚”等，无不是讲政治的，但他们的理论都是不完全的。

另一方面，同样应该明确的是，政治与艺术虽然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它们又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它们在上层建筑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的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又关系着分配关系，于是形成了阶级关系。这样，政治在上层建筑中就处于一种关键的地位，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不可分割，正如列宁所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① 而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中则处于另外一种地位，即与政治相反，它远离经济基础，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基础，只有通过政治的中介才能联系于经济基础。

因此，艺术必然要受到政治的强大影响，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邓小平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② 实际上，在有政治的社会中，超越政治的艺术家是不可能存在的，超越政治的艺术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直接或曲折地表现出一定的政治观点或倾向性。如元代倪云林、清初朱登等人，他们虽然表面上画的是山水、花鸟，但隐藏在画面后的政治倾向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即如一些竭力主张“艺术非意识形态化”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其作品也反映或流露出对西方现实政治的不满、厌恶或逃避，逃避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中，是摆得很清楚的：经济基础主要通过政治的中介影响艺术，而艺术也主要通过政治的中介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外艺术史上的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进步的艺术总是为上升的经济关系通过进步的政治所决定的，并且反过来给政治以及经济以积极的影响；而没落的艺术则是为没落的经济关系通过反动的政治所决定，并且反过来为其政治以及经济服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如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艺术如此，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也是如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历史总体上讲艺术作品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或一定阶级性，但不能做简单化庸俗化的解释，把艺术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艺术除了表现阶级斗争之外，也表现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也还表现人类的情感生活和审美理想；它除了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之外，也还要反映自然中一切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关的美好事物，但并不都是阶级斗争。艺术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在表现方式上也并不都是一样的，有的比较明显、直接，有的则比较隐晦、曲折。历史上既有政治性很强的优秀艺术作品，如《马赛曲》、《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大卫的《马拉之死》、德洛克洛瓦的《自由神引导人民》、戈雅的《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王式廓的《血衣》等；也还有许多不直接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优秀艺术作品，如山水诗、抒情音乐以及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齐白石的花鸟鱼虫以及中外大量优秀的风景画、静物画、肖像画、风俗画等。